开发区工人的斗争：这一刻，沈梦雨不是一个人在战斗！| 投稿
沈梦雨继承了开发区工人的光荣斗争传统！
作者：丰田老铁
2015年，国家最高领导人点名工会出现“机关化、行政化、贵族化、娱乐化”等现象，中华全总因此诚惶诚恐，声称要去除这“四化”。同年，沈梦雨进入广州日弘机电厂工作。
到了2018年，沈梦雨因为在担任工人集体谈判代表期间，因坚持工人民主、工人立场，被日弘机电的工厂、工会联手解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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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这里，我们看到，说工会“机关化、行政化、贵族化、娱乐化”真是太客气了，如果以日弘机电为例子的话，工会简直就是“老板化”，专为老板排忧艰难！
开发区工人的集体谈判历史
如果要说位于广州经济开发区的日弘机电工会的问题，那可能得要从2010年说起。
2010年，爆发了著名的南海本田大罢工。在这场罢工当中，本田工人除了提出要涨薪之外，还提出了要求工会民主选举的诉求。
当时，南海本田工人与狮山镇（黄色）总工会人员发生冲突
在几乎一个月时间的斗争后，南海本田工人在当年赢了一仗。而这场斗争的工会民主选举意识，更在当时，伴随着珠三角汽配厂罢工潮在工人群体当中扩散开来。
2010年后，作为汽配业集中区域的广州经济开发区，工人通过工会争取工资增长、年终奖逐渐成为了该地区工人心中的两件“年度大事”。从2010年到2013年间，一些积极工人能够进入到企业工会里去，担当工会代表或谈判代表，使得一些企业工会在运作中能够体现出本应该有的工人立场。同时，开发区工人工资也有了明显提高。
但是，开发区工人工资待遇的提高，除了工会与企业的集体谈判外，还有很重要的一点是，工人的集体行动，并没有因为集体谈判制度的推广而停止。而且恰恰相反的是，工友们都逐渐发现，如果要想集体谈判取得满意成果，集体行动更是一个必不可少的因素。没有行动，谈判往往就谈不了什么回来。
南海本田2010年罢工之后，在接下来几年又有几次罢工。实际上，自2010年发生的汽配业工会变化，在很大程度上是当年政府希望通过集体谈判来促进社会“和谐”的方法。而几年过后，工人依旧在行动，想象中的“劳资和谐”图像并没有出现。
集体谈判下，工人待遇真的提高了吗
据说，某位领导在南海本田2010年后的再次罢工后，感觉非常不能理解，为什么工资提高了，工人还不满意呢？
实际上，在2010年之后，伴随着工人工资数字每年提升的，是工人产量的每年大幅提高。如果按照计件来计算的话，工人在工资、产量提高后的每个成品所得的劳动报酬，其实要比涨薪前的劳动报酬要低。
曾有开发区的工友收集数据，对某汽车配件厂2014年工资与产量的增长前后单价进行对比，充分说明了这个问题。
也就是说，如果按照马克思在《资本论》里的分析方法，开发区的老板虽然是给了工人更多的工资，但同时也更多地榨取了工人的相对剩余价值，剥削率更高了。
而同时，加大对工人剥削的不仅仅是工人所在工厂的老板，开发区各汽配厂的“客户们”，也就是丰田、本田、日产等大品牌，也每年都对供应商进行压价。大品牌对供应商的压价，一是为了维持自己产品在市场价格下降时的利润，二是用压价来使供应商必须不断向自己谋求新产品合同，从而对供应商拥有更强的控制。
因此，汽配企业在资本主义的逻辑下，必须不断加大对工人的剥削。而工友在此之下，则是感受到工作强度越来越大，同时因为工厂越来越多地使用调休、控制加班等方法，尽量使工人既要加班，但又不能拿到应有的加班报酬。
在这样的背景下，尽管汽配行业的工资底薪比最低工资高出不少，但实际上却是既比其他工厂的工友要累、要辛苦，但实际所得并没有高出很多。所以每年到了工资谈判的时候，工友怎么能不激动？
资本、地方政府联手反扑！
到了2013年，也许是因为“和谐劳资关系”久久未现，开发区的工人行动空间开始发生了变化。
2013年春节，开发区的东海汽配厂在进行年终奖集体谈判时，工友进行罢工，并提出要求罢免本身是部长的工会主席，结果两名谈判代表被拘留。
此次事件之后，虽然两名东海的谈判代表先是获得取保候审，得到自由，而在最后的庭审中也被判无罪，但开发区的老板们却大肆宣传“工人罢工就会被抓”这一信息，对工人营造恐怖气氛，联手压制工人行动。
而在2014、15年前后，电装、大友、白木等汽配厂的工会主席、副主席被分别逼走、辞退，其中还发生了白木工会主席在厂内被打这样的恶劣事件。而这几位工会主席、副主席，则分别是此前广州市工会推广工会改革经验的例子，也是不少关于工会改革学术会议的邀请对象。
2013年前后，正是开发区工人斗争的重要转折性年份。2013年前，工人在集体谈判、工会改革的背景下，争取到高于最低工资标准的待遇；2013年以后，地方政府、各大小资本开始联手对工人进行反扑，工人行动面临打压风险，积极工友被针对，前几年积累的工会民主经验遭到极大的破坏。
在这段时间里，开发区工人每年的工资、年终奖谈判显得比之前困难许多。工会的选举变得和2010年之前的情况越来越相似，工人对是否担任谈判代表有着更多的顾虑，甚至连谈判代表的选举也渐渐往从有到无发展。而即使是在工会里的会员代表，则越发变得像一个纯粹的“传声筒”，只发挥对一线工人告知工会决定的作用，甚至连以前常有的谈判前的工人调查，也被看做是“煽动工人”的行为。
列宁在1921年曾经说过，“工会是共产主义的学校”。但在开发区，工会的发展即使在最顺利的阶段，也普遍只是进行工人经济权益上的争取，对于社会主义、共产主义的意识教育，几乎没有。但即使是“经济挂帅”的工会，发展空间也是没有丝毫，工会又重新变回“老板挂帅”的工会。
艰难之下，工人斗争继续前行！
虽然工会的改革空间消失了，但工人与资本之间的矛盾还在日益积累，并且越加尖锐！
自2013年《劳动合同法》修改之后，开发区原就泛滥的劳动派遣问题一下成了大小老板们的心头大事。派遣工要限制在10%以内，那以后不就要多交社保了？员工福利不能差别对待了？所有员工都要按照谈判底薪来发工资了？
但没过多久，随着外包制度在开发区的普及，这些老板们发现，自己可以比以前更光明正大地实施各种同工不同酬措施了！
在这样的步步紧逼之下，开发区的艾帕克工人首先站了出来！他们通过一系列斗争，要求劳务工转正，同工同酬。
虽然艾帕克的工友斗争非常惨烈，但同时也感动了其他工友。在他们的带动之下，开发区的其他工友也开始向各自工厂里的同工不同酬大力开炮。其中，沈梦雨所在的日弘机电就是其中一家。
在沈梦雨的个人公众号里，就可以看到，日弘已经允许“劳务工”补缴之前的住房公积金！
如今开发区工人的斗争压力的确更大了，但工人的斗争却开始指向工厂的管理体制，这与之前集中于工资、年终奖的经济斗争相比，毫无疑问具有更大的进步性！
所以，沈梦雨在日弘能够勇于发挥工人代表的作用，实在能可贵，而且在她遭受打压之后，还能够继续坚持，争取工会民主，一方面是展现了她个人的可贵品格，另一方面也是整个开发区工人被多年打压之下，终于爆发出要有工人自己的工会，要与工厂各种不合理制度做斗争的时代之音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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